著名美國智庫蘭德公司（RAND Corp.）於 2015 年年底的一篇由美國國防部資助的研究報告中指出，必須要重視「非國家機構」（non-state actors）利用區塊鏈或其他虛擬貨幣技術實現政治與經濟目標的情境以及對美國國家安全所構成的挑戰。
由於蘭德公司與國安與國防機構密切的關係，這篇研究可提供關注金融科技在非金融領域，特別是軍事領域應用的延伸思考。蘭德目前關注的重要問題如下：
1. 非國家機構發行虛擬貨幣的政治與經濟效益、執行方式與可能面對的挑戰；
2. 國家、組織與盟友阻擊、遏制敵對非國家機構部署虛擬貨幣所需的科技力；
3. 當區塊鏈技術廣泛用於金融以外的領域時，非國家機構將取得的額外能力；
金融業本質上是資訊業，對計算機與相關資訊科技的要求非常高。互聯網科技的持續快速擴展，一方面強化了掌握優勢資訊技術的大國利用諸般手段全球制霸的能力，資訊的快速傳播以及平民及弱國在運用資訊科技方面的「駭客化」，也同時弱化了大國無限制貫徹國家利益的潛力。監控與截斷反美恐怖組織以及各類犯罪團體的金流、物流與情報流，是美國在全球維穩抗戰的重要環節。
美國身為尖端資訊科技的領導者，又必須持續研發相關科技，因為擔心科技快速演進有害國家安全而查禁或阻卻其使用，反而有可能讓美國陷入無法快速反應與時俱進的窘迫與危險當中。蘭德公司利用此篇研究報告呼籲國安部門重視虛擬貨幣與區塊鏈技術，是很清醒地認識到，互聯網技術的發展對美國的國家利益是雙面刃：能益之亦能損之。
這篇報告中的非國家機構主要包括恐怖組織、叛亂團體、跨國黑幫等美國與其盟友亟欲清剿的敵對勢力。蘭德公司特別指出，非國家機構使用虛擬貨幣的主要考量往往不是為了日常支付方便，而是有具體的戰略目標，亦即擾亂或顛覆敵對主權國家的貨幣與佔領區的金融秩序。
虛擬貨幣的開發與部署的固定成本雖然遠低於傳統貨幣，但是需要大量懂金融與科技的高端人才，而非國家機構往往因為本身的不穩定因素難以招聘。以美國、中國與俄國這三大全球級資訊強國而言，不僅三國內部有駭客攻擊自己的公私部門，自己養的駭客還成天對彼此攻擊。
這種不間斷的資訊超限戰，其實是一種活化「免疫系統」的鍛鍊，非國家機構很難有足夠資源來持續鍛鍊。就算非國家機構能有足夠的資訊力使用比特幣或利用其他開源軟體技術開發自己的虛擬貨幣，也可能會因此暴露在較高的資安風險當中，亦即，會做會抄會改，但不一定會守。伊斯蘭國在佔領區內宣佈使用金幣而非比特幣，也是一個務實考量。
(IS 伊斯蘭國金幣)
蘭德報告中最耐人尋味的一項結論，是非國家機構若想迅速有效的部署虛擬貨幣，就應該尋求具備強大資訊科技實力的主權國家的奧援與後盾。蘭德還點名指出，伊朗支持的黎巴嫩真主黨（Hezbollah）或俄國撐腰的烏克蘭分離主義者，都有相當誘因為其支持的非國家機構提供金融科技軍火為其軍略與政略服務。
但明眼人都明白，美國稱霸全球的兩大武器，一為金融，二為科技。更深一層看，美國最大的出口就是債券與軍火，也就是說，向全世界輸出騙局與毀滅。蘭德的言下之意，是如果美國要以先進資訊科技武裝盟友的虛擬貨幣，打造金融超限戰的「正義之師」，完全可行且理直氣壯。關鍵在於，為什麼要這麼做？
康乃爾大學政治學教授 Jonathan Kirshner 在其名著《貨幣與強制：國際貨幣權力的政治經濟學》中指出，貨幣權力（monetary power）是一國經濟權術（economic statecraft）的重要組成部分，具體運用可分為三個方式：
1. 貨幣操控（currency manipulation），指採取行動影響目標國貨幣的穩定以施加懲罰；
2. 貨幣依賴（monetary dependence），指以本國貨幣為核心構建勢力範圍，以控制目標國的經濟命脈，又能隔離他國宏觀經濟政策對自己的影響；
3. 體系破壞（systemic disruption），係指試圖針對某個特定的國際貨幣體系或其次級體系實施打擊，目的在於摧毀整個體系，企圖在權力重分配的過程中奪取利益。
三者當中，體系破壞是最強力的貨幣戰武器。受攻擊貨幣體系的核心國的政治地位將大幅降低，成員國的經濟利益將蒙受巨大損失。對中等國家而言，倘若運用得當，體系破壞有可能迫使大國在一系列問題上讓步，甚至為敵對國帶來巨大的經濟混亂。
這就讓我想到了日本於侵華戰爭時為了進行金融戰所發行的「傀儡貨幣」：日本軍票。
日本軍票是日本軍用手票的簡稱，前身可追溯到 1894 年中日甲午戰爭時的軍用切符。當時日軍在海戰之後已經佔領遼東部分地區，並準備侵略華北地區，由於中、朝、日三國通貨制度與計價單位不一，陸戰擴大導致日本必須從本土搬運銀兩來支付軍費。為了維持日本的金融與財政穩定，大藏省遵內閣決議在日軍佔領地區發行代幣，用以支付軍費。
根據大陸學者整理日方明治時期財政史料，當時甲午戰爭日方軍費總額高達 5000 萬日圓，但當時日方銀行體系儲備金總共約 9000 萬日圓，可見軍票作為一項武器，作用很大。隨後在 1905 年日俄戰爭、1914 年日軍對德宣戰侵佔青島、1917 年打擊蘇聯進軍西伯利亞、以及侵華戰爭、太平洋戰爭時期，軍票都是日本重要的貨幣戰武器，而由於日本財團受特許介入軍票兌換與回收，軍票又成為日本軍國主義者對外經濟擴張的有力工具。
1937 年盧溝橋事變之後，日本大藏省說明軍票的發行目的不包含派遣軍軍人與均屬的俸給，但隨著侵華戰事的擴大，軍費支出大幅上升，原本透過日本銀行券與朝鮮銀行券支付的軍俸也允許以軍票支付。軍票的信用，取決於日軍的最終勝利，一旦大東亞共榮圈真正成立，這些代用通貨自然會被將來憑藉日本統治正當性所發行的某種硬通貨替換。
隨著日軍在華佔領區的擴張與個別傀儡政權的扶植，日本政府開始擴大軍票在華中、華南與華北地區的流通，以宣示大日本帝國對佔領區的經濟國威。據統計，日本侵華戰爭時總共發行過甲、乙、丙、丁、戊、戌六種票號、23 個面額的軍票，總發行金額高達 7 億日圓。
侵華日軍需要用如此大量的軍票的主因，一是因為中國領土廣大，各地金融制度與貨幣使用習慣即使在廢兩改元推行法幣後仍然差異巨大，需要因地制宜。二是因為日軍侵華軍事行動是逐步推進，軍費增加是配合不同階段的軍事目標。
三是日本對各個在華傀儡政權採取分而治之的政策，除了「滿洲國」之外，自 1935 年到 1939 年間，中華大地上由北向南，依次出現了「蒙古聯合自治政府」、「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及「中華民國南京國民政府」4 個傀儡政權。不同的傀儡政權與佔領區內使用不同的軍票或傀儡貨幣（例如南京汪政權的「中儲券」）讓日軍破獲中國的金融秩序，有利於日軍控制傀儡政權。
康乃爾大學政治學教授 Jonathan Kirshner 在其名著《貨幣與強制：國際貨幣權力的政治經濟學》中特別在獨立章節中討論 1935 年到 1941 年日本對中國進行貨幣戰的諸般手段。中國傳統上採用白銀本位又允許各種紙幣與銅錢流通所導致的幣制混亂，在民國成立後更形嚴重。中國是銀的大消費國，但本身卻不產銀，美國卻是世界產銀大國。
1934 年， 美國出於籠絡本國白銀生產州議員的政治考量，推出《購銀法案》，造成國際白銀價格上漲，鼓勵民眾拋紙幣，換白銀，再換成黃金。白銀外流造成通貨緊縮，以及藉由改革幣制樹立中央金融威信，是國民政府推動「廢兩改元」與法幣的遠因。法幣推出當時，中美之間曾就中方出售白銀予美方，換取外匯以穩定法幣市面的數次協議，亦有透過以中國特產、造艦軍需品桐油為擔保的借款，以及成立世界貿易公司等繞過美國中立法案的白手套以直接向美國各州的物資生產商直接購料的種種特殊安排，是為二戰史上中美合作的重要里程碑。
在此期間，日本數次透過日資銀行突襲中國的外匯基金，意圖打壓法幣匯價，造成國際市場對中方信心不足的印象。除此之外，日軍還利用軍票及各種在華傀儡貨幣在佔領區吸收法幣，一方面劫掠財富，一方面打擊國民政府的統治威信。
這些傀儡貨幣後來對法幣的貶值幅度，都在 40%-50% 之譜。1939 年美國國務院與財政部的研究備忘錄指出，日本實施軍事與經濟征服的戰略思考是：針對目標國發動戰爭實現軍事佔領，設立傀儡政權，挟軍力強制發行傀儡貨幣排擠佔領地區既有貨幣，再將傀儡貨幣與日圓獲日本銀行票券掛鉤，以遂行金融控制與經濟掠奪。由於日本會對佔領區實施進出口管制，此一貨幣戰行動方案基本上可以對佔領區實現完全金融與貿易封鎖。在對日抗戰中，日本對中國的完全封鎖並未實現，除了法幣的生命力與中國人民的抵抗意志外，美國為保護中國而進行的種種貨幣操控策略，亦相當重要。
來一個思想實驗：如果數位貨幣成為主流，金融超限戰的打法將會如何演變？
想像兩個情境：
（一）已經擁有數位貨幣技術的攻擊國對無數位貨幣技術的目標國；
（二）擁有數位貨幣技術的準國家或中小型國家對尚未完全數位化的貨幣體系的攻擊式防禦。
在前者，由於互聯網與智慧手機的普及，利用 app 佈署數位貨幣的邊際成本幾乎為零。假設目標國是倚賴自由貿易的小國，而攻擊國是政經軍實力規模更大的霸權，只要雙方因為經貿往來的人流、金流與物流愈發緊密頻繁，攻擊國可以利用推廣其數位貨幣在目標國境內不同支付場域的流通，以及要求雙邊關鍵貿易金流的結算必須使用該國的數位貨幣為之，甚至促進目標國人民與商家養成使用攻擊國的數位貨幣 app 的習慣。
隨著時日增加，這種貨幣心理戰會讓群眾逐步產生對數位貨幣的好感以及逐步降低使用傳統貨幣的頻率，無形之中弱化了目標國群眾對本國貨幣的依賴。而由於數位貨幣其實是可以用程式操控的虛擬物件，只要目標國民眾與商家不斷增加對攻擊國數位貨幣的依賴，攻擊國根本無需動手，僅憑更動數位貨幣參數就有可能來達成「和平演變」的效果。
在後者，由於維繫傳統貨幣體系所需的資源門檻及政治決心相當高，貨幣體系核心國通常會盡力捍衛其體系於不墜，攻擊國如果並非大國，完全可以採取「搖船」策略來進行政治訛詐。比方說，以出口導向的中等國家可以在採用數位貨幣技術後，將所有境內流通的數位貨幣透過程式改為自動貶值的虛擬點數，並同時推進極端的負利率政策，從而實現刺激國內消費（不消費錢就變薄）同時又對外競爭性貶值的效果。
從這個角度來評估日本正認真考慮將比特幣認定為貨幣的嘗試以及日本央行加強推行負利率的政策，在已經實現數位金融烏托邦的極端情境中，可以想像日圓出現「境內版」與「境外版」：日本境內以數位日圓取代現金，如果不及時消費或投資，購買力就會按程式設定的參數不斷下降；境外日圓僅僅為國際貿易結算的計價單位，可在全球範圍自由流通，但一旦入境就必須強制兌換為數位日圓。
如此一來，境外日圓相對境內日圓是強勢貨幣，但因為其境內使用受限，僅能成為具流動性的銀行儲備資產，企業與個人持有的誘因將大幅降低，但日本對本國貨幣主權的控制力反而因為數位化而加強。只要日本能夠透過區塊鏈技術或其他更先進的金融科技來實現資產數位化與數位金流控管，若日本企業仍然掌握世界需要的關鍵產品與技術，出口貿易仍可持續，境內經濟與金融秩序有可能與外國宏觀經濟政策有效隔離。若將日本視為廣義美元霸權體系內的中等國家，這種策略或許可以抵抗強美元環境對日本經濟通縮的威脅。
更極端的想像是：如果日本遭受外敵入侵，或是因為天災人禍導致國土超過九成以上無法居住，日本人成為四散的國際公（難）民，有沒有可能透過區塊鏈不可磨滅、不可抵賴的技術特性，讓日本完全數位化的金融體系在雲端「重開機」，甚至透過互聯網維繫國祚（government continuity）? 仔細參酌美國蘭德公司報告中的「non-state actors」的含意，就能理解這個想像的深層意義。
打個淺顯的比喻，如果琉球想回歸「祖國」且先宣佈從日本獨立，並使用區塊鏈技術發行數位琉球幣，而且儲存區塊鏈的副本在琉獨總後台的雲端伺服器不斷複製，甚至在全球互聯網不斷高速遊走，日本政府想鎮壓琉獨的「貨幣主權」就很困難。換一個角度，如果日本因為內戰或外敵入侵，國土只剩下琉球（而且還有爭議），轉進到琉球的政府為了「捍衛主權」而發行數位貨幣，就是用駭客思維擾亂竊據日本本土自居正統的「偽政權」。有朝一日要是在「盟軍」的支持下反攻勝利，使用數位貨幣迅速穩定金融秩序，也會相對容易。
一旦區塊鏈技術所驅動的多中心化網絡資料庫成為人類社會維持記憶與調動資源的核心基礎建設，所謂的流亡政府與數位國土，都會被重新定義。發展金融資訊超限戰的關鍵能力，也就上升到捍衛主權與戰略層次。考慮到在智能網絡政府的全球模範愛沙尼亞已經可以將「政府」放到隨身碟當中準備以「安全模式」在異地重開機，這個思想實驗成真的日子也許並不遙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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