矽谷紅什麼，台灣就禁什麼──我們有沒有機會以更專業數位治理方式，定義創新台灣價值？

台灣最近在吵該不該 禁掉從矽谷共享經濟龍頭 Airbnb IP 位址 。這個定調決策，將決定台灣在面對創新的高度停留在亞洲「先禁」國家，還是「先進」國家。

矽谷的一舉一動都是全球培育創新的「標準範兒」

矽谷是一個創新指標標竿──創意人才、創新經濟是矽谷稱霸世界的兩張王牌。全球新創產業都會看矽谷招募人才、催生創新的工作思維，然後想辦法複製。最簡單的指標就是：矽谷現在紅什麼，就從中取精髓挖回本地培養。

台灣其實就幹過這檔事兒，例如 2015 年當時的民進黨總統參選人蔡英文提出「亞洲矽谷」，就是要把矽谷創新原封不動搬回台灣，催生產業轉型動力。

可是台灣思維或許跟矽谷有沾到邊了，但整體產業條件與政策規管思維還沒到位，政府官員似乎在創新的態度上有點顛倒曖昧，採取「矽谷紅什麼，台灣就禁什麼」的行動思維。

簡單回顧台灣的先禁編年史

隨手列下這幾年比較知名的「矽谷紅什麼，台灣就禁什麼」案例；這些服務，都是在矽谷日常生活中，用戶隨手可得的服務：

2018 年：日本、美國討論 Airbnb 合法化經營，台灣張景森政委提案阻斷 Airbnb IP 位址
2018 年：美國矽谷正在掀起電動滑板車產業戰局，台灣反而禁止上路
2017 年：美國第三方支付方便利民，Paypal 因不符台電子支付機構條例停止服務
2016 年：民進黨政府上台後，前朝政府推動的網路賣酒服務重新禁止
2015 年 – 2016 年：Uber VS 小黃爭議，簡直要演變成不搭小黃就是不愛台灣的論戰

看完這些案例，再看看民進黨政府力推的「亞洲矽谷」，台灣要把矽谷經驗複製過來，看起不是一步之遙，而是天差地遠。關於「複製矽谷」，頂級創新加速器 Y Combinator 聯合創辦人 Paul Graham 曾評論：

當一個政府在問「我們如何建造一個矽谷？」之時，就大概已經保證會失敗了。你不需要建造一個矽谷；你只需要讓矽谷自己生長。

創新的過程難免會有資源分配、新舊產業銜接的衝突，政府該做的似乎不是「先禁」，而是開始去思考如何「給空間」。計程車、旅館、傳統金融業者最終都要正面迎擊網路帶來的挑戰。產業面對數位轉型的挑戰，不只是利用學會雲端工具，而是該思考潛在的合作對象是誰、怎麼合作才能共存共榮，然後台灣才有機會維持在國際產業發展升級的趨勢列車陣中。

台灣該用更專業的方式來解決創新問題，創造台灣價值

舊法規，無法解決新問題。舊思維，不可能促成新法規的誕生。

回顧這些讓台灣隱然成為「先禁國家」的利益集團跟政府哭訴鳴冤，政府就急急忙忙以固票的心態表達支持。

技術創新難免對產業帶來衝擊，政府、利益團體、創新業者以各自專業立場，溝通協商產出積極共識，台灣目前遭遇到的根本問題，就是身為「法規調適者」的政府並沒有以一個專業數位治理工作角色來協助民間產業調適，反而決策的基準常遭利益團體綁架。

正因為台灣民主的樣貌是每兩年輪一次大選，政黨在選舉制度和環境仍未進化下，變成選舉常辦單位。我們的民主政體搭配對數位科技無知的傳統政黨，恰好給了利益團體不平等、以選票綁架政策的競爭手段：共享車平台 VS 小黃業者、共享租屋平台 VS 旅館業者、第三方網路支付 VS 傳統金融機構……。時至今日的每一役，我們看不到創新經濟能在台灣開花結果，而更像是利益團體鞏固地盤。在選票與利益考量下，台灣商務產業發展的政策制定方向，想專業也難。

美國之所以可以有個矽谷，是因為美國商務法規發展相對成熟，而且還有可持續修改優化的政治運作機制，利益團體與創新業者有各自的管道可以向政府立法者遊說、辯論。新加坡雖然非正統民主政體，但是國家會以未來發展方向，為新創產業打開空間、開放大學教育彈性、廣納人才。

這兩個國家都有個特色，就是把專業的是留給專業的去評估與執行。正如同 NCC 主委詹婷怡在私人臉書所言，對於創新的法規調適前提是政策制定者必須要對未來有想像，覺知數位轉型（digital transformation）的實質意義，以及掌握國際上的脈動，才有可能有真正的法規調適。

更積極的措施，可參考流線傳媒社長戴季全的發文：

（針對 Airbnb）我們應該做的是設置短中長期的計畫，調適傳統的牌照數、對新的模式發展合理的發展與課稅架構、以及滾動式累積修法的方向與期程，三位一體。同步在投資面創造新的工作機會、高附加價值、以人為核心的工作技能與轉職，計畫性地吸收因為這些衝擊產生的失業和準失業人口。

這樣的執行架構其實可以因時制宜到每一個因為網路經濟而受衝擊的傳統產業上，政府的「法規調適」角色也應該依照這樣的評估、溝通、執行步驟來取得實質產業進步。

台灣是否該加油，畢竟，我們要形塑的台灣未來、想要達成的台灣價值，必須要超脫選舉選票綁架，而是真正去思考數位轉型浪潮底下的台灣，要在國際上展現何種台灣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