責任編輯：鄒家彥
亞洲矽谷有兩種可能，一是台灣作為亞洲的矽谷，二是台灣有一個地方是台灣的矽谷，同時也成為亞洲矽谷。無論是矽谷，台灣矽谷，還是亞洲矽谷，都需要人與資金的高度耦合，彼此交互作用。
一般我們比較常聽到「資金跟著人才跑」的說法，這樣的說法意味著技術和knowhow在人的身上，而資金往人才聚集的地方聚集。相對地，人才也會往資金聚集的地方移動，是因為那裡可能有更多的新創事業，而創新事業意味著質和量上的新工作，更好的收入與更好的機會。
如果我們的目標是讓台灣、或者台灣某一個或幾個地方「矽谷化」，應該增強資金和人才的交互作用，讓兩者達到一種激烈的化學變化，資金必須直接投入在人的身上，而人的知識或經驗的累積會成為吸引更多資金投入的良性循環。
資金如果投入在土地或廠房，便無法透過人創造新的需求與新的工作機會，更不會形成以人為核心的經濟。
製造業是以企業和資產為核心，以增加產值或GDP為目標，人圍繞著設備和廠房，配合生產線運作。而知識經濟和服務業為基礎的經濟模式，則是以人為核心，以生活的品質與滿意度為目標，伺服器、機器和設備圍繞著人、和人的生活來運作。
加州矽谷的形成有其歷史背景，我們無法複製加州矽谷的歷史進程。但若盤點台灣現況，台灣自有資金實質投資的動能不足，銀行融資偏向服務中大型與傳統產業，投資活動所產生的相對風險極高，導致投資報酬率相對（其他市場或其他投機活動）低。投資活動淪為資本家「救救年輕人」式的公益活動或「培養年輕人」的慈善活動。不性感的投資活動，都是偽投資。不是不好，但不是投資。
政府領頭投資、鼓勵企業投資，都是正途。除此之外，台灣儲蓄總額超過6.2兆，國民超額儲蓄額也超過2.7兆，創造全民投資的健康生態可能也是其中一個重點。吸引國際資金和人才當然重要，只是我們可以（同步）先從簡單的做起，從調整國內資金與人才的活動開始。
法規的代謝、更新與調整是重中之重。除了法規，新台幣的匯率政策也需要改弦易轍，以人的生活為核心的貨幣政策，已經不能繼續單純以出口產值為目標。
大學也是一個極為重要的配套場域，需要改革的具體範疇非常多，包括學費、就業供需平衡、少子化、教授升等機制、研究經費、技轉機制、公務人員身分等，但全都交集在「大學自治」這個課題上，我們必須讓大學自主自由，創新的根才會紮得深。
台灣矽谷化，亞洲矽谷便會水到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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