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ber 台灣投下新年震撼彈，宣布從 2 月 10 日起，暫停在台灣的服務，這也是 Uber 在台灣發展的一大挫折。
最讓人有種平行宇宙感的，是同日台灣大車隊的股價順勢漲幅達 10 ％，股東自然是開心，然而底下的計程車司機仍舊得終日高工時開車，在街上奔波忙碌。
把格局放大，問題不是 Uber V.S. 政府或是計程車業者的對決，應該是：即使重罰趕走了 Uber 又如何？台灣政府該如何借力使力，理解 Uber 代表的共享經濟，不是「另一種計程車」，而是推動社會科技進步的槓桿？當以網路為驅動主力的數位新經濟擴散全球，台灣政府要怎樣帶領國家進步？
一直和台灣政府溝通，為什麼總是喬不攏也不得民心？
Uber 台灣 2 日在官網發出公告，暫停車輛分享服務，起因來自與政府的協商一直喬不攏。立法院於去年底修正公路法，每次開罰可以重罰至 2500 萬元台幣，交通部公路總計已開出 2 億 3100 萬台幣的罰單。
台灣政府與 Uber 之間的爭議問題難分難解，其中不外乎兩大原因：
1. Uber 在台經營策略定位不明確，導致政策溝通、對外公關處理上不得民心。
2. 政府對於以網路作為驅動引擎的新經濟模式，未定調明確治理態度，導致出現 2500 萬台幣不成比例的巨額罰款。
剛到台灣時，Uber 吸引許多喜歡「新服務」的支持者，但隨政府施壓，Uber 瘋狂登報、要求網友連署「支持新創」。一味喊委屈，只讓人覺得動不動就用民意綁架政治遊說。
其實，Uber 從頭到尾都搞錯重點，大眾不需要 Uber 炫耀帶來多方便進步的生活，而是在求新求變的同時，更在乎這個環節下每個角色的公平正義，Uber 是否有確保每個駕駛的權益、消費者的行車與個資安全、事故發生的保險是否能提供保障、宣傳的共享經濟是否真的增進了社會福祉？
若能夠開誠布公的直球解釋，而非創造一套說詞打高空、迴避問題，就能增進大眾對企業品牌的信心。但是，Uber 在台發展策略不是台灣本地辦公室能夠決定，而是必須經過美國總部認可，在一來一回的溝通上，錯過應變先機。
美國也開始拋棄共享經濟王，決定刪除 Uber
Uber 近來成為媒體砲灰，原因出在對外媒體、公關處理不夠謹慎，連「共享經濟」品牌精神都無法有套貫徹完整的說詞，才是真正讓支持者開始對此企業產生懷疑的開端。
在美國，紐約計程車聯盟在紐約甘迺迪機場，發動罷工反川普，Uber 同時宣布取消即時動態調漲機制。此舉顯得十分「政治不敏感」，無法符合當下政治與民情氛圍，造成網友串連刪除 Uber 的社群運動。
同樣是反川普，對手 Lyft 宣布捐出一百萬美金給反川普移民禁令組織，就成為大快人心的公益舉動，甚至讓 Lyft 在下載排行榜上一度超越 Uber。
美國人反對的不是 Uber 代表的共享經濟，而是質疑 Uber 是否錯用了分享經濟，忘記分享經濟該提倡的平等、正義精神。
但分享經濟，到底為什麼值得被推崇？
當消費者出遊選住 Airbnb 而非五星級大飯店；出門叫台 Uber 而非攔計程車；登上衣物共享網站，找到合適衣物，就代表共享經濟正在發酵當中，政府應該有這個氣度出面統一定調對新經濟型態的法規調適作法。
從經濟面來看，分享經濟會是未來非常重要的網路經濟商機之一，國際會計師事務所資誠會計事務所調查統計，由共享經濟潛在商業規模，將在2025年成長 3350 億美金；英國金融時報更直指共享經濟有助彌平經濟不平等狀況。
共享經濟甚至能夠有效提升一國經濟成長指標，具有高度國際政經影響力的的國際經濟論壇基金會（World Economic Forum）指出，共享經濟的效益被嚴重低估。
這一些共享經濟所帶出來的潛在優勢，是否真的有被政府好好地檢視、思量過呢？
那些因為共享經濟而受挫的「既得利益者」，非常不高興
當全球興起共享經濟浪潮，也模糊了過往經濟、政治、社會議題的傳統定義分野，面臨法規與既得利益者的反彈，因此業者最需要解決的是消除傳統經濟模式尚未完全轉換成新經濟型態的過渡問題。
作為串聯乘客與司機的科技平台，Uber 的快速崛起完成全球版圖的擴張，在某些國家還能屹立不搖到足以威脅當地原始計程車生態的程度，也不免地成為政治既得利益者、計程車業者的眼中釘。
另外一個共享經濟代表 Airbnb 也常被批判根本不是共享經濟，只是一種變形的跨國資本主義。
既得利益者站上受害者位置，持著法規圍堵共享經濟
綜觀全球現況，既有的法規體系是為既有的成熟市場的業者而設定，面對創新的競爭者，法規只會是業者提高市場進入門檻以維繫壟斷地位的武器。
中國社科院信息化研究中心秘書長姜奇平認為，分享經濟伴隨著開放原始碼、雲端技術等網路科技，在這個過程中，經濟權力由同質的資本向異質的勞動轉移，資源的掌握秩序被重新洗牌，進而挑戰既有階級秩序。
構成階級的最大兩個因素就是名聲與資本，如今分享經濟的來臨可以同時打破這兩個關鍵要素，既得利益者理當感到焦慮。
既得利益者＝不思長進的那種傳統產業，勾著官僚體系阻擋創新
當新創產業的規模、利潤足以威脅現狀時，傳統產業往往會與政府政策聯合將這個強大的競爭者推出市場之外，商業問題往往演變成社會、政治議題。
造成這狀況的原因有二，一是政府部門官員心態思維上無法迅速銜接新經濟，就會造成官員說出網路服務業者「愛情公寓是住宅類」的窘狀，二是官僚本身與既得利益者有掛勾，因此不能真正順應社會經濟發展需求作出改革，而是順應著背後的利益團體意願。
再加上，傳統官僚系統上是一種「不做不錯」與漫長審查過程的制度，判斷對錯的是上級而不是百姓，因此順從上意，也容易遮蔽或是拖慢了行政體系內有意改革的動作。
老話一句：政府搞清楚，你該挺的是消費者權益！
澳洲 Monash 大學教授 Stephen King 認為，政府該用正面的思維去思考，該如何最大化的確保消費者權益，而不是保障既得利益者的權益。最重要的是，並不是一味的只讓利給新創，若新創產業成長到一定規模，仍要防止壟斷資源的情況發生。
主要思考點有三：
- 政府如何保障消費者權益？
- 政府如何避免既得利益者壟斷新競爭者的加入？
- 政府如何避免未來的惡性競爭？
用重罰趕走創新非常懶惰，而且還留下沒點進步的計程車業
政府積極作法應是加速設立符合時宜的法規，而不是讓法律被指責為阻擋創新的擋箭牌，還要當作社會的安全網，承接起因為新經濟崛起而遭受衝擊的族群，讓社會福利政策，使大眾老有所終、少有所養。
依照台灣現行的社會福利機制，政府似乎也沒有真正展現魄力，實現公平正義，反而讓其演變成世代、勞資等不同利益團體的對立。
國民黨立委許毓仁表示：「用重罰趕走破壞式的創新是最懶惰的做法。法就像一把利刃，一刀切下，兩邊都流血。」
台灣只是全球底下的一個小小島國，在全球都興起網路新經濟浪潮的趨勢底下，我們是否有可能固步自封，將完全排除在這股浪潮之中屹立不搖？若不能，為何不趁早開始動作，重新檢視自己的定位呢？
資料來源：Uber 官網 PwC The Sharing Economy FT Sharing economy benefits lower income groups World Economic Forum How much is the sharing economy worth to GDP 每日頭條 姜奇平：分享經濟的經濟學分析 The Conversation The three regulatory challenges for the sharing economy 許毓仁粉絲團，圖片來源：中央社，本文開放合作夥伴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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